詩情畫意
铁砚磨穿的吴昌硕
人品即画品。吴昌硕能主盟清末民初画坛，这和他的人品是有极大关系的。吴昌硕诞生前四年适逢鸦片战争爆发，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在他十七岁时，太平军东下与清军发生战斗，在战乱中他的家乡被毁，祖母、母亲、妻子、弟妹相继病饿而死。后又与家人失散，独自一人到处流浪，替人家做短工、打杂差过日子，时常以野生植物和树皮草根充饥，历尽五年之千辛万苦，才迁往安吉与老父相依为命，躬耕度日。吴昌硕于耕作之余酷爱读书。家里藏书不多，他便千方百计去找更多的书来读。有时为了借一部书，来回行数十里路，也不以为苦。他借到了书，就废寝忘食，读了又读。阅读除了记笔记，有时甚至把整部书抄录下来，以便反覆研读。遇到疑难，必请教师友，绝不含糊过去。同时他也研习篆刻、书法、诗歌、勤学苦练。
吴昌硕身材不高，面颊丰盈，细目，疏髯，竹布长衫，始终保持着古君子之风，谦谦一醇儒，有时还有点大智若愚。年过七十而鬓发不 白，看去不过四五十岁的样子。他在作画之前，先构思。有时端坐，有时闲步，常见他凝视沉思，笔头颤动，跃跃欲试，但很久不着一笔。酝酿到整幅画面的形象在心中涌现，灵感随即勃发时，便凝神静气举笔泼墨，一气呵成， 看去似乎毫不费力。之后对局部的收拾，却又十分沉着仔细，惨淡经营，煞费苦心。一幅画作好之后，就张挂在墙壁上反覆观赏，并请友人品评。他虚心听取大家提出的意见，经过考虑之后，再着手修改，直到满意才肯题款、钤印。若画得不大满意，他就断然弃置，毫不顾惜。古人常用”铁砚磨穿”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为学的勤奋，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吴昌硕晚年却确实曾经把友人赵石农所赠一个虞山砂石制成的砚池磨穿一个小孔。吴昌硕除了因卧病万不得已偶而搁笔以外，每天写字作画，从不间断。直到逝世前三天，他还画了一幅兰花，照样气势宏阔，毫无衰颓之气。
晚年，吴昌硕艺术上已经达到极高的境界。海内外求他书画刻印的人很多，就是片纸只字都极为珍贵。但是吴昌硕不仅绝不骄矜，而且越发勤奋谦虚，并保持着冲淡谦和的心态。他时常说：”我学画太迟，根柢不深，天资也不高，仅仅做到多看、多画而已。”又说：”学画未精书更劣，似雪苔纸拼涂鸦。”当时有人夸奖吴昌硕的作品“大作合南北为一辙”。他马上答道：“简直不成东西，还谈什么南北。”吴昌硕平时喝酒用的是一只特制的酒杯，杯身、杯底特厚，但大小看上去和别的酒杯没两样，杯中可盛之酒很少。他给客人用通常之杯。当友人揭穿了此秘密，他便妙语解颐：“你们都说我的画好，名气大，其实和这只酒杯一样，徒有其表而已。”
吴昌硕胸襟旷达，平易近人，从不鄙视贫苦亲友，对待家里的雇工也从不厉声叱责。到了晚年，经济虽渐宽裕，但仍不改早年恬淡的生活习惯，非常俭朴。 同时也常告诫儿孙，要爱惜物力，不可浪费。那时他在上海住的是一幢极普通的”弄堂房子”，题名为“去驻随缘室”，以表随遇而安不拘形迹的胸襟。有友人劝他迁往沪西一带的”高等住宅区”去住，最好自己造一座花园洋房，以娱晚景。他笑着说：“我有这样的房子住，已经心满意足了。想当初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跟张熊（子祥）一起，住一间少见亮光的小屋子，里面摆着两张床和一只书桌，就塞得满满的，两个人没有回旋余地，那才真狭窄呢！”他自奉虽十分俭约，但对待亲友却相当慷慨。一般朋友要向他索画却并不难，只要谈得投机，他就将得意作品无条件赠送给他们。他在苏州时，一次在某家花园中与一个卖豆浆的人一起躲雨，交谈之后那人知道他是一位画家，就向他索画，他慨然允诺，过了几天就画了一幅送过去。了解了吴昌硕的人品，对他的画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潘天寿曾说过：“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鹄的。”吴昌硕并不反对师古，但是他以为“出蓝敢谓胜前人，学步反愁失故态”，要求学古人而自出胸臆。“画之所贵贵存我”是吴昌硕所推崇的艺术思想，也就是指在前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
五百年来一大千
大约50年前，在国际航线上，美国尼加拉瀑布前，瑞士的雪山上，德国莱茵河畔，在巴黎、纽约、东京等大都会的街头常常会看到一位身着中国传统长袍、布鞋，头戴高冠，手持古木拐杖，长髯飘拂的长者，飘洒闲逸，好像从中国古画走出来的高士或神仙。他总会给人一种儒者的印象，好象他的血液里就充盈着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身边紧紧跟随一位穿着中国旗袍的美丽夫人。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的穿着、仪表、气质，都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更何况经常还有一大群迎送的亲友、显要人士、名流和记者围绕着他们俩。他就是一袭长衫走天下的中国艺术大师张大千先生，而那位美妇人就是张夫人徐雯波女士。这段时期，正值冷战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甚少。而张大千往来亚、欧、美诸邦，举办画展，声噪国际，不仅被誉为”当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而且也为介绍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大千先生，他在近代的中国画家当中，一生展览最多，画册最多，传奇故事最多，生前死后传记版本最多，报章杂志介绍报道最频繁，拥有私人园林最大，胡子留的最早，学习古名家数量最多，对传统吸收得最多，了解得最深，也表现得最伟大，以及有生之年知名度最大，画价最贵的中国画家；还有，他是画家中的名厨，美食家。大千先生的穿着、生活习惯和礼节，比任何一位住在中国的中国人，要更加中国、更加传统。而张大千的作品，也比起任何 一位中国传统画家的更传统、传统得更彻底。然而，他也有许多作品，同时是最具新意，而且超越了他的同辈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张大千名爰，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最后一年，卒于1984年，四川内江人。张大千幼年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和以画虎著称，号“虎痴”的二哥张善子的熏陶指引。
画虎
张大千的二哥张善画老虎很出色，早年张大千曾和二哥合作画虎，但经常是二哥画虎，他补景。其实，张大千也能画虎，但他很少画。一次他酒后画的一幅虎图流落出去，不少商人登门出高价请他画虎。张大千后悔不迭，因为二哥以画虎享有盛誉，他原是为了二哥一直避讳画虎的。其实二哥也并不因此有什不高兴，他的那幅虎画二哥倍加称赞，还题了字呢。但是张大千仍然不能原谅自己，他本来是很爱饮酒的，这次他发了誓：从今以后誓不饮酒，也誓不画虎。果然张大千从此跟 饮酒和画虎绝了缘。
出家
张大千结束在日本学染织的四年课程，回到上海，主要原因是，为祭吊他的未婚妻大他三个月的表姐谢舜华。谢舜华在二十岁时，因患干血痨而与世长辞。这段纯洁的爱情，曾重重的打击了张大千，一回到上海，立志要出家。他先到松江的禅定寺，主持人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张大千特地去拜见，和老法师论道多日。可是，临到要烧戒时，张大千迟疑了。张大千和老法师辩论：“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流行烧戒。这个花样是梁武帝创造的。原来，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以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谛闲老法师说：“你既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举例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驯成良驹。”张大千问：“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吗？”老法师笑而不语。辩论了一夜，不得要领。第二天要举行剃度大典，张大千心有不甘，便去投奔西湖灵隐寺。在灵隐寺寄住两个月，张大千想到：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同时，不烧戒，永远被看成野和尚。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诉说苦闷。朋友回信， 劝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可以经常和朋友谈书论画，并表示已为他找好两处庙宇，约好某月某日在上海火车站北站接他，陪他去庙里。朋友“出卖”了他张大千依约到北站下车，正想找朋友，忽然被二哥抓住，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往哪里跑！”原来，朋友“出卖”了他，用电报通知他的二哥张善子，从四川赶来，把他抓回尘世，算算作和尚的日子，正好一百天。
二十一岁时，张大千在上海拜著名书画家李瑞清（别号清道人，梅庵）及曾熙（别号农髯）学习诗词、书法、绘画。之后，他在学习中国古人的悠久传统上，从近代的画家，一路溯源，历经清、明、元、宋、 五代，直追唐、隋至北魏，不断向古代大师临摹学习，然后再创造自己的风格。他擅长所有传统中国画的主要门类，无一不精通。大千先生的一生，他所尝试过或开 创出的画风，几乎涵盖了自五世纪以降的一部中国绘画史。他三十多岁时得到一幅石涛的斗方小幅，他嫌画面布置局促，就把这幅画从中间割断，用一幅旧纸续在两幅之间，自己在空纸上添上点烟江云树，就变成了一幅极精致的小立轴，由于补得天衣无缝，谁也想不到这画是石涛和张大千的合作 。
仿石涛画
张大千年轻时，中国北方最有名的画家兼收藏家陈半丁，对名画之鉴赏有一言九鼎之威，收藏之富，傲视北方。有一次，陈半丁声称新收集一册石涛画页， 视为绝妙精品，为此特宴邀艺林名家到家中欣赏。张大千听说了，虽然未被邀请，却想一睹石涛画册，便不请自到了。陈半丁拿出宝贝画册，洋洋得意的正想展示， 张大千突然说： “是这个册子啊！不用看了，我知道。”陈半丁反问：“你知道什啊？”张大千立即朗声回答，第一页画的是什，第二页是什，包括题款、用印，都一一道来。陈半丁一一核对，丝毫不误，又惊又气。有人以为，这本石涛画册曾到过张大千之手，不料，张大千竟说：“是我画的！”